研究人员表示，较低社会经济群体更普遍存在的不良健康行为，如吸烟、不良饮食和饮酒，可能解释了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距不断扩大。澳大利亚人口研究新发表的研究显示，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和地理不平等正导致澳大利亚预期寿命的停滞。从2006年至2016年分析了澳大利亚的死亡登记数据后，墨尔本大学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组的Tim Adair博士和Alan Lopez教授发现，基于社会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的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发现，35至74岁之间的过早死亡在最低社会经济地区发生的速度是最高地区的两倍。这一差距在2011年至2016年间女性增加了26%，男性增加了14%。生活在地区边远、偏远和非常偏远地区的人过早死亡率大约比大城市的高出40%，这一差距也在扩大。在低社会经济和非城市人口中，过早死亡数字下降速度减缓，这影响了澳大利亚整体预期寿命的增长。相反，在大城市最高社会经济地区的死亡下降速度未见减缓。研究人员指出，更普遍存在于低社会经济群体中的不良健康行为，如吸烟、不良饮食和饮酒，可能解释了死亡率的社会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健康保健的不平等，以及基本创伤和急性护理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能在较高的死亡率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和地区人口中。在最近的死亡率不平等扩大持续了1986年到2002年的趋势之际，分析期间的预期死亡率下降远远减缓甚至停滞。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组主任洛佩斯教授表示，政府政策需要考虑健康的社会和结构决定因素，以及疾病的治疗和预防。“要减少死亡率的不断扩大，需要政策的重大转变，更加强调区域、农村和低社会经济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环境和压力因素，”洛佩斯教授表示。“这些压力来源于住房、就业和交通等方面。改善对次级预防和治疗的访问，特别是在非城市地区，也将是减少过早死亡的关键所在。”洛佩斯教授还担心，新冠状病毒（COVID-19）带来的情绪和经济压力将更多地影响低社会经济群体，进一步扩大死亡率的差距。“由于增加的压力和失业主要影响最贫困群体，这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健康行为和医疗保健资源的获取。这应成为政府应对COVID-19的关键考虑。”阿代尔博士称，该研究的发现依赖于地理区域数据，而不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很可能低估了死亡风险中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真实程度。“如果我们继续看到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尤其是在低社会经济群体中过早死亡下降速度停滞的情况，澳大利亚未来的预期寿命增长将受到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