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严苛难民政策建立在谬误之上。澳大利亚的寻求庇护者辩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寻求政治上的得分的口号党控制，简·麦克亚当委员写道。
在澳大利亚对待寻求庇护者的强硬立场的核心是一个基本的误解 - 即认为严厉的措施会阻止绝望的人们。在这样错误的逻辑之上，很多政治上方便的谬误被建立起来。
研究显示，一个国家的庇护政策细节，包括遏制机制，对寻求庇护者的目的地选择没有太大影响。
例如，来自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告诉英国研究人员，他们了解与人走私者合作和乘船前往澳大利亚的风险，但鉴于塔利班的迫害威胁和他们所在地区的一般不安全，“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明显倾向于秘密移民”。
由于每一项庇护者的选择都涉及风险，因此对拘押或在离岸地区接受处理的威胁并不能如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那样阻止。
我们也从以前的政策经验中知道这一点，当今的严厉回应都是基于这些经验。正如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所言，“没有任何遏制措施可以匹敌那些真正的难民所逃离的恐怖”。
但是，惊慌的澳大利亚人还有另一个错误的谬误 - 大部分通过船只抵达的寻求庇护者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难民，而是寻求更好生活的经济移民。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点。澳大利亚移民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12年抵达澳大利亚的船只超过93%是《公约难民》。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可能会责备这些真正的难民“插队”，即未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隐约想象的待命区等候的难民营。
澳大利亚每年设定了13750个难民名额。其中有6000个名额是留给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认需要保护的境外难民。这个数量不受自发抵达澳大利亚的难民人数的影响。此外，澳大利亚还有7750个名额在“特别人道主义计划”中；这是可以由通过船或飞机抵达的寻求庇护者填补的名额。
澳大利亚是唯一以这种方式处理难民的国家。这一双重制度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创造，并不是基于《难民公约》中的任何内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安置过程也并不像排队一样，而更像一个分诊系统，使得最紧急的情况首先处理，并且目的地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没有影响力。
不幸的是，澳大利亚人在庇护者辩论中背负着历史上的谬误。作为一个岛国，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为北方海域的入侵过度担忧。例如，19世纪中叶时，我们有着对亚洲“黄色人群”的全国恐惧，然后在越战时期和冷战期间是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的不断倒下。
阿博特政府的“主权边境行动”表明澳大利亚面临着一个“边境保护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是一场国家紧急情况”。根据政策，“此问题的规模需要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的纪律和专注”。
然而，正如前澳大利亚国防军总长克里斯·巴里所指出的那样，寻求庇护者“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并没有攻击澳大利亚……国防是来应对我们的敌人。”
当我们从政治谬误中剥离事实时，我们开始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画面。
2012年，澳大利亚以船只接收了17202名寻求庇护者，这是其有史以来的最高人数，但只占全球难民人数的1.47%。在同一时期，我们通过技术和家庭移民计划接收了19万非难民移民。尽管许多澳大利亚人对例如叙利亚内部最近的暴行深感悲痛，但我们并没有为目前流离失所的两百万叙利亚人提供避难的意愿。与此同时，叙利亚的邻国 - 黎巴嫩、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 - 承载了绝大多数难民，现在可能占到黎巴嫩总人口的25%。
澳大利亚的庇护者辩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寻求政治得分的口号党的控制。本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安德鲁和蕾娜·卡尔多尔国际难民法研究中心将启动。我们的目标是进行基于证据的研究，以将竞相向谬误推进的局面转变为基于充分信息的公共和政策辩论。
简·麦克亚当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科学法学教授和安德鲁和蕾娜·卡尔多尔国际难民法中心的创始主任。这篇署名文章发表在《卫报》上，是麦克亚当教授在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的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