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薪酬和表现问题上捣鼎——这不只是小事情
Peter Swan质疑，高管薪酬是否真的对全体股东回报没有影响。
观点：高管薪酬与投资回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总是引发许多激烈的评论，特别是那些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人。
最近，Business Spectator的Alan Kohler在投资银行CLSA的奇特图表上引发了轩然大波，该图表绘制了澳大利亚前200家公司的高管薪酬与总股东回报（TSR）的关系。
结果是：“完全没有关系。高管薪酬与股东权益回报的分散图看起来完全一样。” Kohler得出结论：“行业基金应该采取行动，制止执行阶层以不存在的绩效名义掠夺公司的行为。”
如果相信这些结果，那么澳大利亚的每家企业都可以解雇才华横溢的高管，甚至记者，并用付少许薪酬的猴子替代，对企业绩效或新闻质量没有任何影响。每个澳大利亚的顶级企业将抢夺Taronga Park动物园的猴子围场来聘请只付少许薪酬的CEO。
Kohler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意义？市场吸收了公司管理团队的看法，包括其才能和薪酬（过高或其他），以及董事会和治理体系后，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反映在股价中。
Kohler可能会同意斯蒂夫·乔布斯是一位出色的苹果CEO。这意味着Kohler 以买入担任CEO的苹果公司的方式赚取高回报吗？不是！高股价已经预计了斯蒂夫杰出的才能，以及极端的市值对账面价值比率。
股价和股东回报率应该在有效市场上随机波动吧？这正是Kohler的没有任何关系的图表所指示的。股东回报率和薪酬水平的分散图并不反映高管薪酬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可能表明市场效率。
对问题更有意义的研究方式是问：薪酬更高的高管是否与股价更高相关，而不一定是股东回报更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条件的“是”。
因此，如果由于像Kohler所主张的那样高薪的高管们系统性地“劫掠”像伐人的维京人那样，工会控制的基金可能会面临股价下跌。工会成员愿意看到退休福利下降吗？他们愿意看到Taronga Park动物园为“廉价”公司管理而失去其宝贵的猴子集合吗？
一个被誉为Tobin’s Q的有意义的公司绩效指标，得名于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以Tobin税而闻名)，是总资产市值与总资产账面价值的比率。这个指标解决了Kohler对TSR的错误使用的问题。如果管理团队对投入的资源没有任何贡献，那么这个比率将是1。
通常情况下，管理团队的增值超越保本的价值越高，这个比率就越高。斯蒂夫·乔布斯，一个非凡的人才，即使将自己的薪酬削减到零，也在这个才能指标上表现出色。
然而，问题来了。只有有限数量的经理拥有类似斯蒂夫·乔布斯的才能，并且可以担任CEO角色。当大公司需要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有限股东资金时，不是每个经理都能产生高Tobin’s Q。
才能会因资产基数和管理层规模的大小而被放大或“克隆”。因此，尤其是有最多可从有才能的经理处获益的大公司，会愿意为稀缺的才能支付最高的价格。Kohler正确观察到这一点，但与我不同的是，他认为大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也许对于BHP（市值为1120亿美元）和AusNico（1500万美元）的CEO，可以每人支付一点薪酬，Kohler先生。
董事会通常会事先批准高额管理薪酬，而不了解他们实际潜力生成Tobin’s Q。不幸的是，董事会对管理人员的才能期望并不总是能够实现，这一点从Kohler对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和澳大利亚国家银行的比较可以看出。
大公司正确地愿意支付最高报酬， 以帮助发现和吸引稀缺的才能。因此，控制公司规模在检验CEO薪酬和Tobin’s Q绩效之间的关系时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2001-2011年澳交所200家公司分散图（数据由SIRCA提供）显示，在控制公司规模对数之后，公司Tobin’s Q绩效与CEO薪酬之间存在强烈的正向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是有条件的。
从公司绩效和总CEO薪酬对数之间的关系分散图明确表明，在公司规模控制下，更高的薪酬与更好的绩效相关。右下角的观察结果可能表明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并不总能做对。差劲的表现也可能是由糟糕的董事会设计和董事“身居其中”的缺失造成的。
拥有正确的董事会结构，并设计鼓励才能管理者自愿选择成为CEO的管理合同是我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与此同时，我怀疑Taronga动物园是否需要加倍增加保护其猴子围场的警卫人数，以应对Kohler先生鼓舞的行业基金的大举进攻。
Peter Swan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这篇观点文章首次发表于《The Conversation》。
